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依法办好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 ******
依法办好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
——第79集团军某旅严格组织冬季军士选退工作的几段见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士选晋和士兵退役工作事关官兵切身利益、事关部队人才培养保留，一直以来都是上下关注的热点敏感工作。新的士兵制度施行后，各级开展相关工作时，要把政策用足用好，让相关部门形成合力、高效有序组织开展工作，让广大士兵踏实服役、平稳退役，切实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为强军兴军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前段时间，第79集团军某旅在组织冬季军士选退工作时，严格按照新的士兵制度实施要求和相关考核标准，健全完善考评监督机制，依法依规确保工作不走形式、不搞平衡、不弄虚作假，所有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做到最大限度保留骨干人才，有效激发练兵备战动力。
关键词 依法组织
依据新规严密组织选晋考核
“这项课目考核时，我的确有几个动作没达到标准要求，没有计入总成绩……”前不久，第79集团军某旅组织冬季军士选晋考核时，所有考核课目均按照新的士兵制度要求组织实施，考核标准更加严格。看着自己的成绩单，二级上士李林不禁感慨：“整个考核既严格又透明，我很信服！”
新的士兵制度更加突出全面考察“政治思想、军事素质、工作实绩、作风纪律”等方面内容，无论是考核方式还是评比细则，都更加贴近实战需要，切实聚焦综合素质量才、瞄准备战打仗留才、坚持公平公正选才。“军士选晋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扎实开展好工作，加强法规学习是重要保证。”该旅领导介绍，开展工作前，他们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法规制度，高质量做好新政策解读和动员部署，旅领导及机关相关科室下沉工作重心，采取常委包干、工作组蹲点等方式，深入基层一线针对新法规政策进行辅导宣讲和指导帮带，向参考士兵和考核人员讲清“考核课目怎么设定”“考核标准有何变化”等。
考核场地设置不合规，当场叫停整改；参考士兵着装不符合要求，成绩取消……翻开考核实施方案，记者看到，军士选晋考核的标准条件、组织程序、评分原则等，全部按照上级下发的具体法规要求实施。考核过程中，他们还通过引入动态监控系统、交叉遴选基层风气监督员，对考核全程进行监督，若发现有不合规现象，当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二级上士张闯对理论考核环节印象深刻：“当天，旅队采取机上作业形式，由电脑随机出题、实时监控，有效杜绝了抄袭等问题。”
在随后的专业课目考核中，一名修理专业的军士提前几分钟完成操作。原以为自己能获得高分，却被考核组按照新的考核细则扣除了相应分数。“所有环节都不落，故障也成功排除，为啥被扣了分？”有官兵提出疑问时，考官当场调出考核录像，指出这名军士在维修扳手的使用上有错误，“维修扳手反着使用会加速装备机件磨损，影响装备使用寿命”。
记者在现场看到，“片面追求快”“不注重装备的正确操作规程”“缺乏敌情观念”等细节问题都会被指出。走下考场，这名军士感言，这次考核聚焦实战，考风也更纯正清爽，考出了每个人的真实水平，让“选上的硬气、落选的服气”。
关键词 公正严格
机关人员进驻一线现场评审
“评审时，机关人员进驻营连一起集中办理，当场亮分核实签字，我对评审结果很服气。”前不久，在军士选晋个人条件评审现场，勤务保障营二级军士长刘方凯在自己的评审结果上进行了签字确认。
刘方凯说，在确定参与重大任务、表彰奖励以及职业技能鉴定等定量加分项目中，评审组既严格把关，又做好解释说明工作，部分军士因缺少证书、通令等证明材料，最终被取消了加分。由于评审组工作严谨，没有人对评审结果提出异议。
“以往每到这个时候，由于竞争激烈，涉及选晋的军士都会密切关注自己及其他战友的成绩。稍有一点差错都会引起强烈反响。”参军20多年，刘方凯历经多次选晋。他记得，几年前一次选晋中，个别军士因档案中奖励处分情况与实际得分不相符，导致排名公示后出现争议。
依法依规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是开展好工作的重要基础。该旅严格对照新的士兵制度要求，对考评、选取、公示、监督等环节逐一明确标准细则。评审过程中，他们改进方式方法，采取进驻基层营连逐人过筛、现场亮分、签字确认的方式进行集中办理，并请风气监督员现场监督，发现不正当加分等问题后，立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这名同志是通过成人自考取得的大学专科文凭，按照规定应该为他加分”“这名同志曾经受到处分，应当扣除相应得分”……评审现场，人力资源科干事廖纪丞根据每名选晋人员的档案，逐条逐项宣布加分明细。相关人员一边聆听一边仔细核对，并进行表决。个别军士由于多报瞒报表彰情况和受处分事实，被当场发现并查询核实。
“公开透明的评审方式，使选拔晋升更加清晰明了，便于操作执行！”廖纪丞分析说，以前，评审阶段都是机关对照个人材料评审后直接向基层公示得分，这容易导致个别涉选人员由于不清楚具体情况提出异议，机关随后又要重新核准，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工作进程。此次评审过程中，他们分类型对同衔级军士集中统一审核办理，让各自得分情况一目了然，确保问题当场解决，从源头上杜绝了隐患。
关键词 提质增效
强化服务意识开展档案联审
前段时间，接到机关下发的档案问题清单后，面临退役离队的三营指挥保障连一级上士、“红旗车驾驶员”尹晓成一开始有些担心。
尹晓成此前是从外单位转隶而来，转隶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详细核实档案。直到这个关键时刻，“入党志愿书信息不全”的问题才被相关部门发现。当时，尹晓成正在一心对年轻司机进行传帮带。担心会影响自己的退役安置，工作上难免有些分心。
与尹晓成的情况类似，机关审定档案时发现，作战支援营一级上士孙福东虽然多次立功，且都有相关证书奖章，但档案里部分表彰缺少认定材料。倘若无法及时提供相关证明，可能会影响后期安置时的积分排名。“原单位早已撤编，当时的相关负责人也已经联系不上了。安置竞争激烈，很小的差距也有可能错失优先选岗的机会！”孙福东顾虑重重。
以上情况不是个例。正当一些官兵为此发愁时，机关人力、组织、纪检等业务科室成立联审组，逐一梳理出问题关键，进行分工协作，帮助这些官兵联系原单位，核实开具相关证明材料，解决了大家的忧心事。
既要依法审定确保公平公正，也要依法维护官兵切身利益。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李文博表示，以往退役军士档案经常出现缺项漏项等情况，导致部分即将退役的军士在安置工作时受到影响。他们通过联审的方式，依法依规为退役军士进行档案审定、手续办理，既有效杜绝了档案缺失、提交虚假材料等问题，也缓解了以往单个科室独自工作的压力，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质效。
记者了解到，为及时完成审档工作，确保退役军士返乡后能快速安置，该旅还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提前开展工作，及时把问题拉单列条下发基层；统计相关人员的家庭住址和电话，指定联系负责人，方便后期跟进安置落户等事宜。
“机关办理手续既依法严格又贴心服务，我可以更加心无旁骛地开启自己的新征程！”顺利办理完所有转业手续后，孙福东满怀感激地说。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通讯员 王钟卫 通讯员 李俊霆 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