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政协委员吁实现最大化赋能 优化留学归国人才服务政策******

　　中新网上海1月10日电 (记者 许婧)受疫情常态化影响，越来越多的意向留学人群倾向毕业后回国就业。上海如何进一步让留学归国人才更好发挥独特优势，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与软实力，建成国际化人才高地？正在此间召开的2023年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作为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以及目前最大和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一直以来都是引才聚资的前沿，对全球高端人才具有强劲吸引力。上海也一直致力于构筑人才战略优势、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鼓励和支持留学人员来沪就业、创业。

　　上海市人社局相关数据显示，去年6月份留学人员落户新政出台以来，通过直接落户政策引进留学人员已超过3万人。目前，来沪工作和创业的留学人员累计达27万余人。

　　海外高端人才大规模流入带来了巨大效益，为上海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近年来，海外高端人才引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效应更为明显。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学术思想，促进了科研管理及理念的国际化，提升了上海的软实力。

　　不过，留学归国人才来沪发展仍有一些突出诉求目前没有得到解决。

　　上海市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张文明受访时说，结合全市中心工作，致公党上海市委开展专项重点课题研究，汇聚高校、政府侨务部门、留学社会组织、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等不同涉侨、涉留学归国人员部门的智慧，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和再分析，对在沪留学归国人才的生存状况、人才贡献情况、人才发展面临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张文明介绍，致公党上海市委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上海留学归国人才对拓宽信息渠道仍有突出需求。回国、来沪求职、创业的过程中，海归仍或多或少受到获取信息渠道不畅、创业资源对接不顺的钳制，强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关系仍在求职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海归也表达了需进一步加大多种扶持力度的期待。“围绕海归人才就业、尤其是创业过程中最关注的人才服务、税收租金减免等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用足政策、强化支撑，也是紧迫的重要诉求之一。”

　　在对上海的人才政策和方略进行评估后，致公党上海市委提出了进一步优化上海留学归国人才服务政策的建议。

　　“留学归国人员渴望有更加优化的服务体系。‘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提出和发展已为企业办事提供了相当的便利，但对海归人才创业过程的新问题、新诉求，政府也需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和鼓励发展市场化服务功能，为海归创业企业和创新项目实现最大化赋能。”张文明说。

　　曾在日本留学10 年的张文明是在2005 年毕业之际选择回到祖国工作。他结合自身经历谈到，人才引进政策从早期的填补空白到如今涉及高端人才，其实应该向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倾斜，加大对这类人才的引进力度；在未来的人才支持方面，应尽可能向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倾斜，要注重相关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评估，集中力量支持那些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发展。

　　此外，应重视引进人才团队建设，对海外应届博士生的引进建议尽可能在既有研究团队基础上引进，这样可以发挥海归人才的专业优势，有助于引进的高端人才在相关领域延续所学，继续作出贡献；还应大力支持关键制造业方面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应建立针对创业型人才评价的体系，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支持的依据。

　　“我们研究发现留学归国人才正在呈从中心城区向周边城区扩散的趋势，这是对于上海市发挥各具特色城区资源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因此，我们建议结合五大新城建设，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吸引留学归国人才积极参与五大新城建设，提升五大新城的竞争力和整体发展水平。”张文明说。(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