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APEC时间，习近平递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版说明书”******

　　(近观中国)APEC时间，习近平递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版说明书”

　　中新社北京11月19日电 题：APEC时间，习近平递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版说明书”

　　中新社记者 黄钰钦 郭金超

　　从印尼巴厘岛到泰国曼谷，从G20到APEC，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十大后首次外访的外交日程上，“中共二十大”这个关键词频频走进大国外交的最前线，不断对外提供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最权威读本。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泰国曼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勇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当地时间17日下午，习近平此行转入APEC时间。在泰国曼谷，“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他当天应邀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书面演讲中的重要关键词。

　　中共二十大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作出总体规划和部署，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份书面演讲中，习近平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可以说，中国最高领导人向世界递出一份详细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版说明书”。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将中国式现代化称为全新的“政治语码”，认为其是解码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特征鲜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特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从习近平向世界宣介的这一份说明书里，人们可以读出明确答案——中国新发展，世界新机遇。

　　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超大规模的市场不难预见将持续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

　　又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仓廪实”又“知礼节”，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追求和文明观将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助力。

　　再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绿色转型的中国持续实施减碳节能，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和平。亚太地区曾饱受冲突战乱之苦，和平是地区国家共同的追求。“中国人民最希望看到的是和平稳定。”在书面讲话中，习近平阐明中国的战略抉择，表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靠的绝不是传统战争、殖民、掠夺的老路。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日至19日在曼谷举行。图为大型APEC会议海报。中新社记者 王国安 摄

　　亚太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中外交流互动的最前沿。在观察家看来，习近平选择在APEC时间向世界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版说明书”也具特殊考量。

　　一方面，这是中国对自身亚太角色的再次标定。

　　如今，中国经济同亚太经济相互依存、深度融合，中国已经成为许多亚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要节点，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

　　作为亚太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式现代化将与亚太经济体产生更广泛的互动，也将以自身发展回馈亚太、造福亚太。面向地区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场合被全面解码，是意在寻求与区域发展的同频共振。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立己达人、与世界同行的再次宣示。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也传递出“胸怀天下”的价值取向。但国际舆论场总有声音将中国式现代化误读为对外输出自身模式，中国这一份“国际版说明书”也意在廓清杂音。

　　无论是持续扩大市场，还是重视平衡发展，抑或是推动能源转型，都是惠及中国和世界的多赢之举。将搞好本国发展和贡献世界发展紧密结合，折射出的是中外互动中的同行和共赢。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日至19日在曼谷举行。图为会议主会场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 中新社记者 王国安 摄

　　这一立己达人的追求，在18日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有进一步清晰的表达。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中国将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继续同世界特别是亚太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从北京到印尼巴厘岛，再到泰国曼谷，此行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外访，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又一次自我陈述。在APEC的国际舞台，作为中国故事的第一讲述人，习近平向世界递出的这份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版说明书”，表达的正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合作共赢的叙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