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到万家》 小人物的生活逻辑******
在将于大年初一播出的2023北京台春晚上，《幸福到万家》主创将再聚首，唤起观众对这部曾经在北京台热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又一波回忆。这部新时期的“秋菊打官司”没有《山海情》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也没有《乡村爱情》的强大阵容和宣传造势，为什么却能被首都观众所接纳？究其原因，是片中折射出的小人物的生活逻辑引起了广大首都电视观众的共鸣，把温暖的现实主义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温暖的现实主义首先要体现生活的逻辑
2017年10月，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极具老北京特色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立即引起了广大电视观众的热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温暖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从此，“温暖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越来越为影视界所接受。
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都市情感剧、家庭题材剧一直以来都是电视剧作品的主流，尤其是一些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最容易引起广大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共鸣。有资料显示，2018年央视及各大卫视收视排名前30的热播剧中，都市情感、家庭题材占比最大，占到33%。另外，电视剧网络播放量前50的作品中，都市情感剧集占比最大，占到36%。其实，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直就有，之前的《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父母爱情》、《温州一家人》以及2022年上半年北京卫视热播的《鼓楼外》等也都属于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至今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反映时代的主题、引起观众的共情之外，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因小见大地演绎生活的逻辑，比如《情满四合院》表现出的“远亲不如近邻”、《鼓楼外》表现出的“冤家宜解不宜结”以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表现出的“生活要靠自己努力”等等。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么如何体现“来源于生活”呢？其实就是要通过作品体现生活的逻辑。而《幸福到万家》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体现了小人物的生活逻辑。
《幸福到万家》看似是一部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剧中反映的生活场景离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有点儿远，但是片中展示出的小人物的生活逻辑，比如女主角何幸福的“较真儿，认死理儿”、勇于挑战不合理的“生活常识”等等，却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此，这部作品才能如此牵动观众的心、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共鸣，而没有城市或者乡村的差别。
“认死理儿”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何幸福作为剧中女主角，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凡事都“较真儿，认死理儿”的劲头，从开头因为低俗的婚闹而执意为妹妹讨说法，到因为征地问题与万家集团对簿公堂，再到为了找到水尾村儿童患病原因而私下调查污水处理厂排污问题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她的鲜明个性。虽然，她为此吃尽了苦头：家人的不理解，村民的白眼和抱怨，甚至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城市闯荡，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死理儿”的执着劲头，才有了她后面的幸福生活。
看到这里，观众恍然明白，“认死理儿”其实就是一种质朴的执着精神，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流传多年的婚闹陋习在万家庄被禁止；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万家庄的当家人万善堂才会认识到即便自己一心为民，也要讲究工作方法；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一个农村姑娘才能赢得一个外籍跨国公司高层的欣赏，从而打开了小律所的发展之门；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导致水尾村众多儿童离奇患病的幕后原因才能被最终查清，从而保住了万家庄的一片青山绿水。
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执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认死理儿”。比如，万善堂作为万家庄的领头人，虽然看似霸道，但是他一心为民，“从来没欺负过任何人”；律师关涛也有自己“认死理儿”的地方，那就是坚守律师的职业道德，坚持“法律不是用来挣钱的”。所以，当何幸福们的“认死理儿”一次次地呈现在荧幕之前时，我们的内心也一次次地共鸣了。
生活的“常识”未必是真理
除了“认死理儿”，《幸福到万家》展现的另一个生活逻辑就是：许多所谓的“生活常识”其实未必是真理，要像何幸福一样勇于挑战不合理的“生活常识”。比如，低俗的婚闹是现实生活中经常能遇到的现象，很多人都在批判这种现象，但是遇到了也无可奈何。剧中，何幸福面对低俗的婚闹坚决抵制，身边无论是村民还是亲友都非常不理解，认为婚闹是多年传下来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识”了，很正常，没必要大惊小怪。但是何幸福认识到这一陋习是不合理的，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伤害，坚持讨要说法，最终凭一己之力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了婚闹陋习在万家庄的明令禁止。
再比如，万善堂是万家庄的领头人，也是万家庄走上发展之路的大功臣。虽然万善堂存在工作作风霸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毛病，但是所有村民包括何幸福的公公婆婆和丈夫都习以为常，认为这都是正常的，似乎也是应该的。只有何幸福不这么理解，她坚持人跟人都是平等的观点，在征地补偿、王庆来被踢等事情上坚持己见，甚至不惜对簿公堂、向上级写投诉信。她用自己的执着勇于打破不合理的“生活常识”，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还社会以真理。
生动刻画小人物的生活逻辑，《幸福到万家》又一次奏响了温暖现实主义的时代旋律。
文/马银平
中新社70年丨范长江之子范东升的“梦之旅”******
不经意间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顾平生，有两件事特别感到庆幸：
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中新社麾下一名新闻记者，因而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
重回塞外故地恍如隔世
在中新社做记者期间，有一次采访活动特别令人难忘：1997年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土默特左旗、武川县等地采访。
我本人有很深的“内蒙古情结”。
1936年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写下《塞上行》一书。
30多年过后，1968年我与成千上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度过8个春秋。我以中新社记者的身份再访内蒙古，差不多又一个30年过去了，重回塞外故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范东升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之路留影那一年我17岁，被分配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帐房大队落户。塔布赛村正是自治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乌兰夫的家乡。
在1971年底我离开农村，又到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厂当了5年学徒工。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也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第一次备尝贫困疾苦的味道。
这里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农民的住宅都是用土坯搭盖的，整个村落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这里在严寒的冬天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但很多人家连玻璃都买不起，只是在窗框上糊一层窗纸或旧报纸。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也同样寒气透骨，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取暖设备”，一般就是一家老小围坐在由做饭余温烘热的炕头上捱过寒冬。
村里刚刚通上电，但是许多老乡为了省电钱，吃了晚饭就上炕睡觉。挑灯夜读要算是知青们特别“奢侈”的一种“夜生活”了。
由于时常断电，于是买几两煤油倒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打一个洞，穿上一根棉线做灯芯就是“煤油灯”。
“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此次专程回到土左旗采访，发现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带领记者团一行驱车沿刚刚建成通车的察素齐—塔布赛县道“回娘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回想当年村里的知青去一趟旗里，沿60里的土路常常步行要走一整天。
▲范东升带领记者团队采访帐房村里一幢幢“四角落地”(即墙的四角砌有砖柱)式或全砖木结构的住房取代了昔日的土坯房。
老乡们谈起现在的生活变化，不住地说：“好了，都好了！比你们在时强多了！”帐房的乡亲从过去以粗粮为主改为吃白面、大米为主，莜面反成了稀罕物，爱吃莜面的，还要到出产莜面的武川县买回来。
老乡家里，收录机、电视机已不新鲜，富裕人家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已经由一个“大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百业兴盛、市容井然的塞外新城。
我们采访土左旗云中义旗长时，他如数家珍地用一连串惊人的统计数字来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土左旗的飞跃发展。
土左旗已陆续兴建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哈素海旅游开发区和白庙开发区。其中哈素海约有30平方公里，风光秀丽，已开发成为一处新的旅游避暑胜地。
我不由得清晰记起自己在梦境中吟出的两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帐房，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刚刚离开麦菽飘香的土默川平原，我于8月上旬又应台湾海基会的邀请，参加中国记协的大陆期刊代表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在10天环台岛访问期间，随团沿高速公路从台北市出发一路南行，过台中市，观日月潭，登阿里山，访高雄港，再自西向东飞越中部山脉，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市采访之后，意犹未尽地返回台北。
此次仲夏的两地采访活动，对我来说可称为梦幻般的旅程，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状况的比较，令人感慨万端。
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我写下长篇纪行《梦之旅》连载于《华声》杂志。
台湾地区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20多年前我在文中做出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年我父亲笔下的那个内忧外患、饿殍遍野的旧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
▲范东升参加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亲眼观察在改革开放中祖国人民拼搏奋进的历史进程，亲手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业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作者：范东升(中国新闻社原编委会成员)
原文刊登于中新社《离退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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